的，要是不小心一点的话，就是有十条命也不够赔的”。

“不知特派员同志这次是怎么过来的？”

为防泄密，挺进师的电报中没有提及关于特派员的任何信息，身份甄别工作只能由赵骥他们自行开展。

特派员大概三十来岁，穿一身棉布长马褂，头戴一顶小帽，手里拎着个皮质的公文包，一副当时货行老板常见的打扮，跟赵骥心目中的特派员形象相去甚远。

“我是从赣粤边区出发，到福州搭乘轮船北上宁波，然后再转道过来的”，特派员流利解释道，“敌人盘查得紧，走陆路哨卡太多不安全，我先伪装成商人坐船，上岸后又搭渔民的小船走内河，最后才到这里的”。

“不知特派员这次来有没有携带中央分局的相关文件？”

“为防路上盘查，我没有携带任何身份证明文件”，特派员打开公文包递上一本余姚本地大文豪邵洵美的《天堂与五月》文集，“这是你们与中央分局联络的专用密码本，你可以跟挺进师方面核实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