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日，星期日。发^.^新^.^地^.^址 wWwLtXSFb…℃〇M

朝鲜半岛的严寒，进入了最酷烈的阶段。西伯利亚的寒流，如同无形的巨掌，把这片满目疮痍的大地，压得喘不过气来。

志愿军司令部，这座深藏于山体腹地的“地下长城”，却在一种全新的、高度紧张而又极度有序的节奏中运转。

战争，已经进入了第三个年头。它不再是运动战的铁流奔涌，也不是阵地战的血肉相搏。它变成了一种“新常态”——一种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战线上，同时进行的、关乎生死存亡的“持久战”。

第一战线，是看不见的。那是对抗美军细菌战的“防疫战线”。 第二战线，是无处不在的。那是“冷枪冷炮”的“狙击战线”。

李云龙的办公室里，那股刺鼻的石灰水和DDT（敌敌畏）的气味，已经成了常态。他自己也戴上了那只厚厚的四层纱布口罩，这是他下的死命令，指挥部无人可以例外。他那“斯文”了的外表下，是一夜未眠的清醒。

桌上，摊着两份报告。

一份，来自赵刚的“全军防疫委员会”。报告显示，在过去的一周里，通过紧急启动的最高等级防疫预案——严格管制水源、高温消毒食物、全员接种疫苗、大面积消杀——后方零星出现的疑似病例，已经全部被控制。没有发生任何大规模的疫情爆发。

“严防死守”，这四个字，做到了。

另一份，是上周的“冷枪冷炮”战果汇总。杨得志的陷阱、王近山的“研磨”，以及全线的零敲碎打，战果辉煌。

李云龙的目光，落在了地图上。范弗里特，这个美国将军，以为他扔出了“细菌”这张王牌，就能让我们阵脚大乱，不战自溃。他以为他抓住了我们的“阿喀琉斯之踵”——脆弱的后勤。

“他错了。”李云龙摘下口罩，喝了一口滚烫的开水。水里有消毒片的苦涩味道，但他毫不在意。

“他只是帮了我们一个大忙。”李云龙对走进来送文件的赵刚说。

“帮我们？”赵刚愣了一下，随即明白了过来，“你是说……爱国卫生运动？”

“对。”李云龙点头，“我们的战士，很多来自农村，卫生习惯差。这一场细菌战，等于是在全军，给我们上了一堂最深刻、最要命的卫生课。范弗里特，用他昂贵的细菌弹，帮我们建立起了一套现代化的战地防疫体系。这个体系一旦建成，他再扔多少耗子和跳蚤，效果都将大打折扣。”

“这个账，范弗里特，算亏了。”

“他亏了，我们就得赚。”赵刚的脸色依旧凝重，“老李，防疫这根弦，暂时是稳住了。但是，政治上的仗，才刚开打。我们在板门店公布证据后，美国人矢口否认。西方媒体，统一口径，说我们是‘共产主义的卑劣宣传’。国际舆论，对我们很不利。”

“舆论？”李云龙冷笑一声，他重新戴上口罩，声音从纱布后传来，显得有些沉闷，但愈发坚定。

“舆论，是靠打出来的。不是靠说出来的。”

“美国人既然不承认，那我们就打到他承认为止。我们的狙击手，打出去的每一颗子弹，就是一篇社论！我们的高射炮，打下来的每一架飞机，就是一份抗议书！”

“敌人，已经把战争，推向了‘无底线’。那我们的回击，就必须是‘无死角’。”

他拿起电话，接通了总机。

“给我接通全线各兵团。十九兵团杨得志、二十兵团杨成武、三兵团王近山……一个一个来。”

“命令：”

“从即日起，‘冷枪冷炮运动’，不再是‘运动’，而是‘日常作战任务’。地位，等同于‘防御作战’和‘防疫作战’！”

“我不要你们满足于一天打死十个八个。我要你们，把阵地，变成屠宰场！把狙击，变成流水线！”

“在你们的坑道里，给我办‘狙击手培训班’！让张桃芳那样的神枪手，当教员！一个带十个，十个带一百个！我要每一个连队，都有自己的神枪手！我要每一个战士，都学会怎么‘精确点名’！”

“这场‘社会主义劳动竞赛’，”李云龙用了这个词，“就比谁，消灭的敌人多！谁用的子弹少！”

这一天，李云龙的命令，如同一股强劲的电流，瞬间传遍了整个三八线。

“人人都是狙击手，处处都是狙击岭”的口号，正式从一句宣传，变成了铁血的现实。

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一日，星期一。

敌人的报复，或者说，他们既定的“细菌战”计划，并未因志愿军的抗议而停止。

凌晨，志愿军后方，平康、伊川，甚至更北的淮阳地区，都响起了刺耳的防空警报。

美军的B-26“入侵者”轰炸机，以及F-51“野马”战斗机（野马在二战后被大量用于对地攻击），在夜色和晨雾的掩护下，进行了超低空突防。